民参与的制度，而非只有选举当中的投票行为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 老百姓缺乏民主概念，不单单是缺乏知识而已。知识可以教育，但习惯却得透过示范、探索彼此底线才能养成。而恰恰好，民主制度的建立，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习惯的建立。什么是民主习惯呢？简单说，就是自由、责任和法律解决三种习惯。人、财產、思想等基本自由不受侵犯是民主的基石，没有这些就没有独立人格，当然就谈不上民主。中国老百姓习惯表面顺从，背后干譙，本不敢，也不愿意试探维护自由地法律底线在哪，尤其对官府更是如此，因此恶法良法一遵守。

        顺从就不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官员更是理所当然地恣意而为。台湾的经验一开始就是老百姓敢反抗，当然也得政府真正落实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的退让政策。知老百姓能和平表达不满，之后，维护权益的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，无论是平老百姓或是官员，才能形成一种「你抗议，我改进」民主习惯。不过政府的退让是另外一种由上而下建立民主制度的因素，得后面再说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了捍卫自自由的概念，才会开始担负起公民的责任，从选举、参选到公民复决，在在都需要极大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。不然选举就只是买票卖票横行的形式主义；参选就只是既得利益者分赃的游戏；公民复决本不会通过，因为参与的人数永远低于门槛…。

        台湾的法治一直遭人詬病，除了制度的问题之外，基本上是全民都没有建立起法律解决衝突的概念。美国人任何一件小事，包邻居太吵，都可以上法庭。但华人就怕打官司，加上打官司成本过高，裁判费、律师费都贵的吓人，在台湾，没有十万台币以上的费用，本打不起一场民事官司。政府更是推波助澜，不想方设法降低打官司门槛，却反其而行推动调解制度。其实官司越打，老百姓会越理，不会让小小衝突演变成像仇人一样，因为大家会习惯：「有衝突，法院见。」自然而然就不会把打官司视为一种报復，而是很理的将它视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公平合理的仲裁方式。进而司法的威信才能建立，才能真正与行政和立法并行，达到三权分立的目的，不再视为是行政权的附庸。

        由于缺乏这些民主习惯的基础，所以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制度的基础不存在，因此想像美国一开始就建立较为先进地共和制的机会很渺茫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要採取上而下的推动，就需要到两件事，一是掌权者的忍让，或者说妥协；二是建立朝野非武装对话的习惯。前面的概念来自英国，英国王室对贵族和大资本家的退让，才让大宪章有机会通过。后面的概念则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反面的教材，法国就是朝野不同阵营的革命党人不断武装对抗，人们觉得不安定，才会让共和制度摇摇坠，让集权皇权能不断復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