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乐叔，药来了。”我把那两盒药进他手里。

        玻璃门合上的瞬间，我从倒影里看见自己――一个穿着廉价校服、满大汗的瘦弱少年，怀里揣着那是用来把男人变成女人的激素，正准备一扎进那个不仅推石、还要被石碾碎的世界里。

        就在这时，前台的音乐响起了。那是震耳聋的百老汇名曲，所有的“火烈鸟”瞬间直了腰背，脸上挂起那种千篇一律的、甚至有些狰狞的灿烂笑容，像水一样涌向舞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她们不懂。”老乐低下，咬断一线，“她们以为割了一刀，挖个，就是女人了。她们不知，那是个无底，怎么填都填不满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看着老乐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。阿乐说他记得那些死于艾滋病、死于自杀、或者只是在一个雨夜突然消失的姐妹。他的内，那只叫记忆的大象并没有跑，而是老死在了那里，变成了一沉重的骨架，压得他不过气。

        后台的空气比金霞的阁楼还要浑浊十倍。这里混合着几百种劣质香水、发胶、人油彩，以及那种无论怎么遮掩都挥之不去的、属于男的汗酸味。还没上台的表演者们正挤在狭窄的过里，像一群等待被检阅的火烈鸟。几十个大功率灯泡烤着，把这里的温度到了四十度。汗水不是出来的，是被蒸出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老乐的手哆嗦了一下，那一瞬间，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，就像在沙漠里快渴死的人看到了水。他迅速把药揣进怀里，那是他用来维持这副残破躯壳不彻底坍塌的最后支。即便早就不能登台了，他依然每天给自己注微量的雌激素，仿佛那样就能留住那个曾经在聚光灯下艳惊四座的“她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什么这些姐姐们明明长着阴却要追求把它割掉，再在上挖一个出来女人？为什么有些时候，经历了这一遭的姐姐反而比真正的女人卖得更高？

        这里是红灯区最有名的“安全屋”。老板娘叫美娜，二十年前的“芙尼”牌，后来被个法国老赎了。老死了，她用留下的钱开了这间酒吧。这里是芭提雅少数几个不以猎艳为目的的地方，是所有在这片泥潭里打的人偶尔能口气的

        我也跟着挤到了侧幕。

        风铃再次叮当一响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一刻，林依然低着看他的书，仿佛从来没有抬看过我。

        芭提雅的雨从来不讲理，说下就下，像是天上的银河漏了个底。雨点砸在五脚基的铁棚上，噼里啪啦像是在炒蛤蜊。我穿过几条小巷，来到了一家名叫“红莲”的酒吧。

        散场后，下雨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老乐是这里的初代变装皇后，据说有人曾为他开出一万美金一晚的天价――如今他眼睛浑浊，眼角堆着长期涂抹劣质眼影粉留下的深色痕迹。他眯着眼，把一枚枚廉价的塑料亮片上去，试图遮盖那些羽脱落后的秃斑。每一针，他的嘴角就抽动一下，仿佛那针不是扎在衣服上，是扎在他那松弛的、不再紧致的肉上。

        灯光亮起，音乐轰鸣。那光幕那声音仿佛所有人幻想过的天上下的金币雨，尖叫着砸到每个人的上。光幕下每个人都在尖叫，那些原本糙的、甚至是畸形的肉，在强光和音乐的包裹下，竟然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妖冶。她们扭动着并不属于女骨骼架构的腰肢，甩动着那一假发，那种拼尽全力想要“成为”什么的姿态，比真正的女人还要女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费力蹬着自行车，努力地忽视胃中弥漫着的沉甸甸情绪。在海滩路尽的“芙尼”后台，有个人在等这些药。

停留，怕那点好不容易维持的面会在冷气里凝固、馅。我抓起药，转走出门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阿蓝啊，”老乐的声音像两片干树叶在摩，“你看这件衣裳，这是我二十年前穿过的。那时候，这片海滩还没这么多霓虹灯，也没这么多能一晚多赚几百铢就敢去黑切的小崽子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指了指过里那些正在往口贴胶布、勒紧腰封的年轻“女孩”。她们大多才十八九岁，眼神里那种为了成名、为了变成女人的狂热，像极了扑向火堆的飞蛾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在角落里找到了老乐。老乐那双枯树一样的手，正着一枚生了锈的细针，在一件掉了的孔雀羽衣上穿梭。那羽是二十年前的旧货，翠绿早就泛了黄，像蕉叶枯死后的颜色。

        也许是因为，真正的女人是天生的，那是命运的赠予，不需要费力。而她们是在与天作对，是在用血肉之躯去抢夺那个份。这种抢夺本就带有一种悲剧的张力，一种让人（尤其是那些白人嫖客）感到兴奋的毁灭感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什么？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疑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