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”他问，“我猜你们不是来买艺术品的。”他在我们面前显得很拘谨，但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们上次见他时，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，时常泪，但霍桑并没有对他表示同情。即使到现在，他俩之间也有一种潜在的敌意。霍桑厌恶同恋，这是他最不讨人喜欢的一点。我敢肯定，斯宾已经意识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想知你上周末在哪儿。”霍桑毫不留情地问。

一册《关键词是谋杀》相呼应，故译为“关键句是死亡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用说，霍桑立就对他产生了厌恶。“你是谁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想跟斯芬·斯宾先生谈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可以跟她聊聊，如果幸运的话，你还能得到她签名的俳句书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阿基拉·安诺要在那边的书店一个演讲。”我听到他翻页时的沙沙声，“《女大规模毁灭：现代战争中的别物化与别编码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一直在工作。中间我出去散了会儿步，然后把霍桑想要的那章写出一个简单初稿。这听起来有点无聊，但作家的生活就是如此。一天中我至少有一半时间是独自安静度过的。从一项工作写到另一项，开始是用笔，后来是用电脑，不停地输出文字。这就是我喜欢写《少年间谍》的原因。虽然我不能真的去冒险，但至少可以想象冒险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斯宾先生很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挂断了电话。

        斯宾转向他的助理：“你先回办公室吧，法拉兹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你骗了我们。我去弗林顿的圣奥斯疗养院问过你母亲，她不记

        第十三章  柏力街

        “斯芬——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之后可能要去里波恩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什么？”助理也不高兴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迈克·卡莱尔是谁？

        想到这里，电话铃响了。霍桑约我在梅费尔柏力街画廊见面，这里正好是斯芬·斯宾工作的地方。

        斯宾从后面办公室出来，走在厚厚的地毯上，完全听不到脚步声。他也穿着西装，看起来比我上次见到他时好多了。他的发经过心梳理，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透着一层粉色，像是刚沐浴后的样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能走出家门，我还是很高兴的。我乘地铁到格林公园，然后走到梅费尔。这次霍桑比我先到，他在画廊外等着。画廊开在一座小巧雅致的建筑里，充满了“穷人勿进”的气息。画廊的名字用致的字拼写而成，橱窗里只有三件艺术品，而且没有标价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花了一个小时在网上搜寻，但是毫无收获。这个突然闯入里布尔德车站旅馆的男人，他和霍桑差不多年纪，也许比他年轻几岁。除非他是来度假的（但在十月末度假太奇怪了），他肯定住在约克郡谷地。他从事什么职业？农民？旅游业？当然，他的全名也可能是卡莱尔斯，我试过了。迈克尔·卡莱尔，或者迈克·卡莱尔斯。我把目标转向领英、脸书和推特，查到了曼彻斯特的办公文供应公司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浸信会的主等，看了几十张照片，但没有一个人和我遇到的那个人相像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无法将这次偶遇从脑海中抹去。它似乎与霍桑的奇怪情绪有很大关系，我们离开敦时他显得很紧张。卡莱尔霍桑叫“比利”，很确定自己认识这个长得和霍桑一样的人。他们也许在里斯相识。那是斯瓦尔代尔附近的一个村庄，维基百科上说，这里以手工编织业和铅工业闻名。霍桑不仅对他怀有戒心，甚至有些鲁无礼。虽然我不能确定，但很有可能是“比利”欺骗了“迈克”。他们曾经认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请问需要帮助吗？”他问。他肤黝黑，胡子又黑又亮，来自中东地区。他不到三十岁，穿着一价格不菲、量定制的西装，相比之下显得霍桑的衣服很廉价。他没系领带，脖子上挂着金链子，左手中指着金戒指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认出了沃兹沃思和保罗·纳什的作品——是幅漂亮的鹅卵石海滩水彩画。玻璃门已上锁，但是门内有一个助手，他把我们领了进去。

        写霍桑时我一直不太满意，我困囿于现实环境。例如，我本想开篇写得劲爆一点：比如维娜·理查森和阿德里安·洛克伍德睡在一起，或者苏珊·泰勒穿黑衣，去约克郡谷地参加丈夫的葬礼，送葬队伍沿着蜿蜒的乡村小路缓缓前行。最有挑战的是想象自己就在长路里，描述查尔斯·理查森溺亡时的最后情景，或者把自己变成墙上的一只苍蝇，目击理查德·普莱斯被凶手袭击时的场景。可悲的是，这些都不能写。我的工作是跟随霍桑的调查，记录他的问题，偶尔试着弄清楚答案，却几乎没有成功过。这真的非常令人沮丧。与其说这是写作，还不如说是录音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法拉兹，没事。我认识他们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去那里什么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没事的。”斯宾一直等到他离开才对我们说，“我早就说过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听起来很有意思。”我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