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嫌疑人后，结果他就被解雇了，此后他只能自谋生计。他本可以像许多前警探一样去安保公司，却选择将自己的才华用于帮助影视公司制作有关犯罪的剧集，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。但我很快发现，警方本就没有完全辞退他。

        当警察碰到所谓的“难题”，也就是说，某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棘手时，他就会被叫去。大多数凶手残暴，不理智。夫妻俩吵架，也许他们喝多了，其中一个拿起锤子，然后嘣的一声，凶杀案就这样发生了。有了指纹，飞溅的血和其他法医证据，整个案件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侦破。而且如今有这么多监控，即使凶犯逃离现场，也很难不留下一张清晰的快照。

        有预谋的凶杀案非常罕见，此类案件的行凶者会真的动点脑。而且奇怪的是，也许是因为过于依赖技术，现代警方发现这类案件很难侦破。我记得为独立电视台撰写《大侦探波洛》时，在某一集中有提到一条线索。案发现场留下了绣有字母h的女士手套。如今警方可以告诉你手套的生产时间、地点、制作材料、尺寸以及过去几周曾接过的一切。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字母h实际上是俄语中的字母n，并且手套是故意丢在这里陷害别人的。对于这些深奥的见解，警察需要像霍桑这样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问题是，他们付给他的钱并不多，在我们拍完《正义与否》之后，他联系我，问我是否有兴趣写一本关于他的书。这是个非常坦率的商业提议。我的名字会写在封面上，但我们要平分收益。我从一开始就知这不是个好主意。我写虚构故事，不喜欢被别人的想法左右，更确切地说，我喜欢掌控自己的书，并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角色，也不想成为这本书里的次要角色：一个跟班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不知怎么的，他说服了我，尽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本书几乎要了我的命，但第一本书现在已经写完，尚未出版。还有一个问题。我的新出版商――兰登书屋的琳娜・沃克尔――执意要签订一份三本书的合同，在我经纪人的敦促下，我同意了。我认为对于每位作家来说，不论他的书卖出多少，都是这样：一份三本书的合同意味着工作稳定，意味着你可以规划时间，确切地知自己在什么。但同时也意味着你要专注于写这些书。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而言，也就没有休息一说。

        霍桑当然知这一点，所以整个夏天我一直都在等电话，同时也希望它不要响。毫无疑问，霍桑很出色，即使我错过了给我的每一条线索，他也用一种类似儿戏的方式解开了第一个谜团。但从个人角度来说，我发现他非常难对付。他格阴暗孤僻，即便我是他的传记作者，他也拒绝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个人的事情。至少可以这么说，我发现有时候他的态度令人感到不快。他总是骂人、抽烟，还叫我“托尼”。如果让我从现实生活中挑选一名主人公，那肯定不会是他。

        此刻他就在这儿，我写完《关键词是谋杀》几周后又来缠着我。我还没有给他看这本书，他也不知我是怎么写他的。我决定维持这种状态，越久越好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那么，是谁被杀了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叫理查德・普莱斯。”霍桑停顿一下，好像希望我知他在说谁，但是我不知。“他是名律师，”他继续说，“一名离婚律师，经常上报纸。他的许多客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像明星之类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我意识到我确实听说过这个名字。我被载去片场时，收音机里播了关于他的事，当时我半睡半醒，本没有听进去。理查德・普莱斯住在汉普斯特德，我遛狗时常去那里。报告称，他在自己的家中被人用酒瓶袭击。还有件事值得一提，他有个绰号――是叫“铁娘子”来着吗？不对，这是菲奥娜・沙克尔顿的绰号，她也是律师，保罗・麦卡特尼爵士与希瑟・米尔斯那场激烈的离婚案就是由她负责的。普莱斯被称为“钝剃刀”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叫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谁杀了他？”我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