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，一张摆着姿势的肖像照，照片中是一个英俊、温文尔雅的男人，鹰钩鼻，高额，长长的灰白发向后梳起。他穿着一件运动衫，微微地笑着，好像对自己很满意，自然也没有丝毫迹象暗示他就要成为谋杀案的调查对象。他双臂交叠，左手搭在右臂上，我注意到他的无名指上有一枚金戒指。所以说，他结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后面的照片中，他已经死了。这次，他躺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，手伸过，扭曲的程度只有一尸才能到。他的周围满是玻璃碎片，还有大量的，这些看起来太过稀薄，不可能是血，原来这是血和酒的混合物。这些照片是从左侧、右侧和上方拍摄的，没有想象的余地。我继续看其他照片：脖子和咙上有锯齿状的伤口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手指像爪子一样。这是死亡特写。我很好奇霍桑怎么这么快就拿到了这些照片，可能是以电子方式发送给他，然后在家打印出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 霍桑解释说：“理查德・普莱斯被一个装满酒的瓶子击中了前额和颅骨前。”他这么快就说起了官方用语，真是有趣。例如，“击中”而不是“打”。那个“前”可能直接来自天气预报员的词典。“额骨有严重挫伤和蛛网状骨折，但这不是他的致死原因。瓶子被砸碎了，这意味着用的力被分散了。普莱斯倒在地上，留下来的凶手拿着锯齿状的瓶颈，刺在了他的咙上。”他指着其中一张特写照片说，“这儿，还有这儿。第二次，刺穿了锁骨下静脉，刺进了腔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他因失血过多而死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不。”霍桑摇了摇，“他可能连失血过多的机会都没有，我猜测他并发了心脏气栓，这才使他丧命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怜悯之情，只是在陈述事实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拿起咖啡想喝一口，但它的颜色跟照片上的血迹一样，我又放下了。“他是个有钱人，住在价格不菲的房子里。任何人都可能闯入，我看不出这案子有什么特别之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实际上有不少，”霍桑兴奋地回答，“普莱斯在理一个大案子……一份一千万英镑的和解协议。虽然案子里的那位女士没赚到什么好。你对‘阿基拉・安诺’[1]有印象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虽然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（我下面会提到），我不得不换掉她的名字，但我很了解她。她是位小说和诗歌作家，几乎在所有图书节都会演讲。她曾两次入围布克奖，斩获科斯塔图书奖、t  .  s  .艾略特奖、女小说奖，近期荣获了纳博科夫国际文学成就奖，表彰她在国际文学中的成就，称她“笔风独特，散文优美”。她为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和其他大型报纸撰稿（主要是关于女问题和别政治）。她经常出现在广播中，我曾在《德迷》和《未完之事》中听到她讲话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她把一杯酒倒在了普莱斯的上。”我说。那件事在社交媒上传得到都是，我记得很清楚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老兄，她的可不止这些。她扬言要用瓶子打他。那可是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，很多人都听见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然后她杀了他！”

        霍桑耸了耸肩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在实际生活中，这事可能显而易见。但在霍桑的世界里――那个他想与我分享的地方――对犯罪的认定可能恰恰相反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她有不在场证明吗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她目前不在家，没人知她在哪里。”霍桑掏出一支香烟，点燃之前卷了卷。我把咖啡外卖杯向他。里面还有半杯咖啡，他可以用它当烟灰缸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那么就有一个嫌疑人了。现场还有什么？”我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正要告诉你！他的房子正在重装，大厅里有很多油漆罐。当然，他对多乐士之类的普通油漆不感兴趣。他用的是英国珐柏[2]那些浮夸的颜色，像土绿色、常春藤、阿森尼克这样的，要八十英镑一罐。”他很厌恶地说出这些名字。